四大马是谁红星照耀中国（这四匹马是谁？ 红星闪耀中国）
事实上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其教士和主教除了在宗教生活中以外，也是世俗生活中的真正仲裁者，而且宗教对他们的文化、政治、经济仍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回民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回民社会是绕着盟王和阿訇（政、教领袖）转的，他们的可兰经知识和突厥语或阿拉伯语（尽管一般很少）知识是他们的魔力和权威的凭借。西北的回民每天在许多修缮整洁的清真寺中做祈祷，按伊斯兰礼俗过开斋节和戒斋节，遵守婚丧礼仪，不吃猪肉，看到猪狗就认为是受到冒犯。到麦加去朝圣，是人人的想望，但常常只是有一人和阿訇才能实现这个奢望，后者由此而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尽管如此，汉族的影响还是很显著的。穆斯林穿着象汉人一样（除了男人戴的白圆帽或逢年过节戴的圆筒帽和女人的白头巾），平时都说汉语（虽然有不少人略知一些可兰经上的话）。虽然他们中间突厥人的脸部特点仍很普遍，但大多数人的外貌已与汉人分不清了，因为他们许多世纪来与汉人通婚。由于他们的法律规定汉人与回民结婚不仅必须改信回教而且也必须入赘或嫁入回民家庭，与原来的家庭断绝关系，因此通婚所产子女长大以后往往认为自己是与汉族亲戚不同的一个族类。
今天中国三派回民的斗争有些削弱了他们的团结，为中国共产党造成了方便之机，可以在他们中间做工作。这三派就是老教、新教、新新教。老教和新教最近结成了一种“统一战线”来反对异端的新新教。后者名义上主张放弃伊斯兰教的许多仪式和习惯，提倡“科学”，但其真正目显然是摧毁阿訇的世俗权力，因为四大马认为对他们起掣肘作用。由于新新教得到国民党的支持，许多回民认为它的目的是所谓“大汉族主义”——由汉人对少数民族实行同化。在西北，四马是新新教的领袖。他们在周围纠集了自己的附庸、官僚、有钱的地主和牧主，他们的政权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但是四大马并不是会在那个地区领导宗教改革运动的人。
以马鸿逵为例，他大概是四大马中最有钱有势的一个。他有许多妻妾，据说宁夏城里百分之六十的财产是他的，并且在鸦片、盐、皮毛、捐税、自印纸币方面发了一笔大财。但是在一个意义上来说，他还是够新派的，那就是他最近选他有名的“照片新娘”的时候。他从上海雇来一个秘书，叫他收集受过教育的合格美女照片，从中选美。价格定在五万元。老马选定了以后就包了一架飞机，在北国的尘土中起飞，到苏州接了后宫新欢，一个基督教的东吴大学毕业生，然后又飞回宁夏，象阿拉丁在他的飞行地毯上一样，引起一时轰动。
对一个西方人来说，这也许是很吸引人的。但是马鸿逵的农民或者士兵是否能够充分欣赏这件事的浪漫情调，则很可怀疑，因为农民们知道这五万元从何而来，士兵们也觉得奇怪，既然大马能够出巨资买个基督教徒做新娘，为什么开不出他们的军饷。不到几个月后红军向西挺进，打入宁夏南部和甘肃北部马鸿逵的地盘时，马部很少抵抗，尽管他吹嘘他们要歼灭“匪军”，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是完全有道理的。
这里我不想开列统计表格，但宁夏发表一项政府公报，其中一篇有意义的文章⑥值得一提，开列了马将军在该省要征收的捐税：销售税、家畜税、骆驼税、运盐税、用盐税、烟灯税、养羊税、商人税、脚夫税、养鸽税、土地税、掮客税、粮食税、特别粮食税、附加土地税、木材税、采煤税、皮税、屠宰税、船税、灌溉税、磨石税、房屋税、磨面税、秤税、礼仪税、烟税、酒税、印花税、婚税、蔬菜税。这张单子还没有囊括所有的苛捐杂税，但足以说明，对比之下人民对共产党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⑥《宁夏公报》（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宁夏市）。〕
马鸿逵的食盐专运专销办法可谓举世无双。盐不仅专卖，而且规定每人每月必须买半磅，不管用得了用不了。买了不能转卖；私自卖食盐要处以鞭笞，或者甚至处死。其他措施使人民不满的还有出售牛、羊、骡要征百分之三十的税，养羊一头要征百分之二十五的税，杀猪一头征税一元，卖麦子一石征税四角。
但是最令人强烈不满的措施，也许是马将军的征兵了。他共有军队四万（加上马鸿宾的），还有数目不限的守城门的“门卫”。这些人几乎都是强征而来。每个人家凡有儿子的都要当兵，否则就雇人代替，价格已涨到一百五十元。穷人可以到当铺去借钱，年息百分之四十到六十，而这些当铺都是四马之一开的。当兵的不仅没有军饷，而且得自供衣食。显然马鸿逵除了在新娘身上以外，什么地方都不乱花钱的。
苛捐杂税和欠债累累迫使农民卖牛卖田。大批大批的土地被官僚、税吏、债主以廉价收购，但大部分都弃置荒废，因为捐税和地租太重，找不到佃户耕种。土地、牲畜、资本加速集中，雇农人数猛增。在一个县进行了调查⑦后发现，百人之七十的农民欠债，百分之六十的农民靠借粮糊口。在同一县内，据说百分之五的人有地一百到二百亩，骆驼二十到五十头，牛二十到四十头，马五头到十头，大车五到十辆。贸易资金一千到二千元，而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有地不到十五亩，除一两头毛驴外没有别的牲口，平均欠债三十五到三百六十六磅粮食——比他们的土地价值高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