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出家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李叔同为什么出家

对于历史上的高僧，人们关注的是他们的佛修行，但对于弘一法师，人们更关注的是他出家的动机。破产理论、逃避理论、幻灭理论和政治挫折理论等等。事实上，这些解释只看到了表面的因素，背后的深层次因素，以及他从小接受的儒家思想。

弘一法师：儒家和尚

于大夫说，杭州有两种特产，一种是夏天的蚊子，一种是寺庙里的和尚。据于大夫在西湖边的观察，每隔五分钟，“就可以看到披着袈裟光头的佛童在众多现代女性中大步走来”。

蚊子很容易理解，但有多少寺庙？有人夸张地估计，民国时期杭州的寺庙有2000多座，而西湖就是一片寺庙丛林。

据说在南宋以前，西湖荒凉人烟稀少，却是僧人的福地。然后，香客来了，文人开始和僧人交朋友。然后，西湖就成了旅游胜地。

虽然寺庙已经消失了，但说到虎跑寺，人们还是隐约知道这是一座著名的寺庙。事实上，它是西湖边上的大寺庙之一。高僧很多，但能被常人记住的高僧只有两个：在此逝世的济公和在此出家的弘一法师。

佛事兴盛的杭州，有幸接受弘一的出家，但这个出家却引起了千古争议。弘毅为何舍弃荣华，弃妻之鞋，壮年出家出家？对此，人们提出了破产和逃离世界的理论。弘毅的学生冯子恺的理论、幻灭论、政治挫折论、“三层楼”论等等。

其实，破产、逃避、幻想破灭等原因只能看作是表面的影响因素，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的儒家身份。

“如果一个人认为下场是好的，那不是一个将军也会被砍头。”年幼的李伯父答应了，要积极进取，希望投身革命。他先跟随康良，1911年革命胜利时，他也欣喜若狂：“他的双手劈开老鼠。勇气，一寸金铸民权大脑。如果算上今生，你就是一个人，你的头脑就会很好。”

1911年，辛亥革命导致票号破产，李氏家族产业遭受两次致命打击，李氏百万资产化为乌有。在这种情况下，李叔同对1911年的革命依然没有丝毫怨恨，只是发泄了恢复山河的喜悦。

破产论和挫折论都认为，李叔同在家族企业危机后过着艰难的生活，同时又因为缺乏抵抗能力而逃进了空门。但实际上，他的经济状况并没有那么糟糕。

1917年，去日本学习音乐的刘志平经济拮据，向李叔同求助。这个时候李树桐基本靠工资过活，所以从105元的工资里拿出20元寄到日本。资助过程一直持续到刘志平完成学业回国。看得出来，薪水绰绰有余，生活也不吃紧。在刘志平看来，要不是知道老师有钱，他也不会求助。

其实，李叔同的出家，就在于他的儒家身份。他有成就一番事业的想法，但现实是丑陋可鄙的。因此，在他的文化血液中激发了隐士的想法。

1911年辛亥革命后，军阀还在打仗，南北争吵更甚，不少文人受宠若惊。民国初年的气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民主空虚，民生凋敝，列强犹在……

儒家文化有“行以藏匿”的原则。李叔同在后革命时期的幻灭中，遵循了这句古话，所谓“有道则显，无道则隐”。现实的政治社会生活是丑陋的，学者们看不透，但他们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因此，士大夫可以在革命潮流中大喊大叫，但一旦转向丑陋的政治运作，就会手足无措，感慨地说出“百废待兴”。这个时候，撤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中国传统文人的眼中，藏就是靠佛、靠老。而李树桐首先选择了道家的隐居之道。因此，回国后经常研究宋明理理的儒家学者李叔同“忽然信奉道教，常常把道教的经书放在书桌上，把自己的房间锁起来，学道教”。

他学习道家不是为了好玩，而是为了真正的。他开始尝试禁食，希望通过“不吃人的烟火”实现身心的灵性化，从而回到老子所说的“婴儿”状态。事实上，他真的去了山里，禁食了20多天。据夏承尊回忆：“第一周，他逐渐减少食量到最后。第二周，除了水，他完全不吃东西了。从第三周开始，粥和汤逐渐增加到恒定数量。”三周后，他感觉自己重生了。

此时，他改名为李颖，勾起了怀旧的念头，回到了幼年。 “茅屋的椽子，老梅树，树下的隐秘”成为了这首诗的主题。

对道教文化的崇敬是他决定隐居的第一选择，而他最终选择的佛教与他的朋友圈有很大关系。可以说，杭州佛教的繁荣氛围，以及身边师友的影响，加速了李叔同的佛法步伐。

从清末到抗战前夕，浙江文化界的名人形成了两个圈子。第一圈以鲁迅为代表，还有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蔡元培、张太炎等致力于革命、志向远大的人。他们是儒家中的革命者。第二圈，马义夫是精神领袖。其中有李树桐、夏北尊、景衡逸，还有冯子恺、刘志平，都是年轻一代。他们是儒家的隐士。

马一夫在五四运动前后隐居，在杭州地区传教。在现代学者眼中，马义夫是“新儒家”的典型代表。西方文化、佛教、道教都与儒家融为一体，成为新一代儒家的大师。

李叔同女扮男装

据冯子恺回忆，佛弟子李叔同响应了马一夫的倡议。对于年仅3岁的同龄人马一夫来说，李叔同视他为名师。他说马一夫是“生”认识“师父”的。

李叔同学佛后，常在虎跑寺等寺院逗留。他曾经在那里呆了半个多月。他觉得很开心，还和僧人一起吃蔬菜。 1917年下半年回到学校，他开始吃素。

冬天，他请来了很多经，如《楞严经》、《楞严经》、《大乘起信》等，还在房间供奉了一尊佛像，如地藏菩萨、观音菩萨等天天烧香。年假期间，他没有回家，而是在虎跑寺度过了一年。

1918年正月，他在虎跑寺拜一位老僧为师。农历二月初五，李叔同母亲忌日，他提前两天去虎跑，念诵《地藏经》三天，为母亲祈福。这个时候，他还在学校教书，但他已经决定出家了。于是，5月底，他提前参加了课程考试，赶回虎跑寺。

这一次，他开始穿和尚的衣服，准备来年刮胡子。夏承尊见他没有出家，却穿了和尚服，便道：“他既然住在庙里，穿着和尚，又不是马上出家，那也没意义，我们赶紧刮胡子吧。 。”李叔同终于在1918年的农历七月十三日，剃了光头，脱发出家。

马一夫崇尚佛教，但他只是门外汉，用佛教来了解儒家。其实民国时期很多名人都有读经的习惯，但他们都不是和尚。

张太炎，人称张疯子，敢称光绪帝为“小丑”，读佛经，戏谑斗士鲁迅也读佛经，因为佛经能安神，避邪方便但若真要抛下妻儿，忍受寂寞，坚守古佛蓝光，他们是做不到的。因此，他们也有隐居的想法，但很难实现。

李叔不一样，除了身为儒者的内心痛苦之外，还有更多的理由让他放弃这个世界。

李叔同的父亲晚年拜佛，经常请僧人到他家念经拜佛。临死之际，还请高僧在病床前反复念诵《金钢经》。

在这种场合，他和同龄的侄子李圣章会假扮和尚，用床罩当僧袍，念佛。再大一点的时候，他甚至称自己为“大和尚”。

家里的刘婶婶经常教李叔同背诵《名人录》中的格言诗，如“一匹高昂的白马，值两千两金子。来不及了。”亲自请亲。一旦马死了，金子用尽了，亲人就像陌生人一样。荣耀的终结意味着悲伤，它从这个时候开始。因此，13岁的李叔同能写出“人生如西月，财如草霜”的诗句，充满佛意。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他已经具备了入佛的“根”和法缘。

与他不同的是，鲁迅在童年时期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曾拜僧人为师，取名为“长庚”。然而，他接触到的却是佛经中的业力，那些“复仇的鬼，比其他所有的鬼都更美丽，更强大”，所以他也扮演了马背上的“义鬼”。老奶奶和大妈给他讲的故事中，也有不少太平军等人排队的故事。

此外，母亲和他的日本妻子也在受苦。李叔同对母亲很孝顺，但对母亲有强烈的愧疚感。他的母亲24岁丧偶，44岁去世。他用羞辱和痛苦的妾生活换来了幸福的童年。李树桐因此不喜欢一夫多妻制。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济源街御家茶馆的一位小姐。他结婚的时候才18岁，整个婚姻都是母亲包办的。在日本期间，他娶了一个日本女人。他甚至没有给这个妻子留下名字。好人的名字有千夜、伏木、薰等。

因此，他很难面对酒泉麾下的母亲，面对异国的柔弱女子，他同样困难。道德感很强的李树桐默默忍受着自责带来的痛苦。最后，他出家了，出家了。 “女孩子爱世间是真的吗，真爱就要断绝爱恋痴情”，这是古代文人墨客的惯用手法。

因此，逃避现实和幻灭的某些方面是合理的。不过，他的逃跑是为了化解心中的道德煎熬，而他的幻灭则是对女王大事的幻灭。但他没有推卸责任，也没有说什么。他依然关注儿子的成长，从来不敢忘记母亲的教养。国难临头之际，和尚怒吼一声，发誓要“殉教”余民救国。

然而，尽管他是从儒家教条开始的，但他在佛教中成为了真正的佛教徒。谭思同说：“佛法的精妙极了，荒谬极了。”上至慈禧太后、恭亲王，下至深山贫女、市集商贩，佛教用来救死扶伤，祈福避祸，生子发财时，大慧大慧，和弘一法师一样，看到了佛法的深奥。正如章太炎所说：“佛理令上人不得不信，佛法令下人难逃。”

除了佛法的深奥，弘一法师对戒律也很感兴趣，他选择了戒律最严的戒律。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他心中的那个疙瘩还没有完全解开。母亲、外国妻子、家庭事务，都很难安心。

他的警惕性令人震惊。以不杀生为例，他对生命的重视到了微妙的程度。据冯子凯回忆，当时他请弘毅大师到他家坐下。法师每次在藤椅上坐下，都要摇晃椅子。风子恺连连追问，师父答道：“椅子藤条之间可能有虫子，突然坐下压死，先摇晃它们，让它们逃走。”

练功时穿粗衣服，一日两餐，不吃菜心、冬笋、香菇，因为这些蔬菜比别的菜贵。夏承尊曾赠送一副进口白金水晶眼镜，送到泉州开元寺，卖了500元买米粒给僧人吃。

看着弘一法师出家，他首先开始在儒家的指导下寻求隐居生活。后来，佛教在儒家的资源中拓展了隐居之道，让他过上了完全苦涩的修行生活。其心，修其精神。幻灭、沮丧、失望都是幻觉。

李叔同不肯见妻，妻求见无果

三十七岁时，李伯父结缘佛陀。想了很久，他终于决定出家。他把多年来视为珍品的书籍、字画、折扇、金表送给朋友，一件衣服也没有留下。同事朋友纷纷劝他，他却不为所动。他带着几件普通的衣服和生活用品，头也不回地去了杭州虎跑寺。

离开后，他立即换上和尚的衣服，自己打扫屋子，用木板当床。他不允许任何人帮忙。而且他只吃素，甚至在白菜里加了些蘑菇，筷子也不会动。

为了避免家人的阻挠，他甚至没有提前和妻子沟通。直到他进了寺院，他的妻子才得知这个消息，去寺院寻找。然而，无论妻子在房门口怎么求饶，他都避而不见，妻子干脆跪在那里不走。看到这一幕，去的人都忍不住哭了，但李叔同只是让人转了一句话：“如果我死于虎疫，就不用再读了。”

虽然他出家了，但家人并没有忘记他，偶尔给家人写信。每当收到家里寄来的信，别人都会打开仔细阅读，叹息一声，李树桐却根本不看，让人在信封背面写上：“这个人已经走了，并且会以原包装退回。”又好了，只要不回来，凭什么要退钱？李伯伯道：“你既然出家了，就当你死了。备份它。”

为了避免被亲友打扰，他的禅房上写着四个字：“虽然还活着”，但将门外所有来访的脚步都挡住了，真是没心没肺。

冯子恺说，李叔同是一个“做自己该做的事”的人。无论是诗歌、音乐、绘画还是戏剧，他都认真到了极点。即便是修士，他也比其他人更果断、更彻底。或许正是因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如此专注，断绝其他想法，他才能成为令人敬佩的弘一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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